摘要：直播改變了這兩條線。他們被允許攜帶手機和平板電腦，用來接收教輔資料。屏幕那端，熱情洋溢的七中老師提出了問題，七中的學生七嘴八舌地回答。一塊屏幕帶來了想象不到的震蕩。

過去一段時間，我們的記者試著去了解這樣一件事情：248所貧困地區的中學，通過直播，與著名的成都七中同步上課。

此舉引入一些學校時，遇到過老師撕書抗議。有些老師自感被瞧不起，于是消極應對，上課很久才晃進來，甚至整周請假，讓學生自己看屏幕。

這是一塊怎樣的屏幕？

這近乎是兩條教育的平行線。

一條線是：成都七中去年30多人被伯克利等國外名校錄取，70多人考進了清華北大，一本率超九成，號稱“中國最前列的高中”。

另一條線是：中國貧困地區的248所高中，師生是周邊大城市“挑剩的”，曾有學校考上一本的僅個位數。

直播改變了這兩條線。200多所學校，全天候跟隨成都七中平行班直播，一起上課、作業、考試。有的學校出了省狀元，有的本科升學率漲了幾倍、十幾倍——即使網課在城市早已流行，還是令我驚訝。

過去兩年，我采訪過廣西山區的“零一本”縣；我也采訪過北大的農村學生；我自己在山東一所縣中度過三年，和同學們每天6點起床，23點休息，學到失眠、頭疼、腹瀉，“TOP5、TOP10”仍是遙不可及的夢。

我理所當然地懷疑，學校、家庭不同，在十幾年間堆積起學生能力、見識、習慣的巨大差異，一根網線就能連接這一切？

開設直播班的東方聞道網校負責人王紅接說，16年來，7.2萬名學生——他們稱之為“遠端”，跟隨成都七中走完了高中三年。其中88人考上了清北，大多數成功考取了本科。

那種感覺就像，往井下打了光，丟下繩子，井里的人看到了天空，才會拼命向上爬。

為了驗證他的說法，11月，我到了直播的兩端——成都七中和近千公里外國家級貧困縣的云南祿勸第一中學。

在車水馬龍的成都武侯區，成都七中林蔭校區安靜佇立50多年了。它像一所小而美的大學，學生們在音樂課上選修鋼琴、尤克里里；教學樓通透的玻璃幕墻里張貼的海報，是清華的競賽、香港中文大學的入學資訊和一本獨立音樂雜志的征稿啟事。

炫目的高考成績只在不太起眼的苗圃邊用幾行小字展示著。午休時，學生會去露臺上的咖啡座，在鳥鳴聲中看書，聊會兒天。

相比之下，仍在擴建的祿勸一中更有生機，或者說——鬧哄哄的。學生們在課間跑著去室外的廁所；午晚飯時跑著去買面包，要么捧著冒熱氣的泡面；老師跑著在教學樓里上上下下，但要留心旁邊初中剛被兼并的老教學樓。它的門太矮，會撞到頭。

祿勸一中把去年直播班里考上清北的兩個學生的名字，用加大加粗的黃色字體印在了校門口的巨大紅色招牌上。

課堂里是另一副架勢。成都七中的學生上課下課，總熱衷討論問題。他們被允許攜帶手機和平板電腦，用來接收教輔資料。當老師展示重要知識點，學生齊刷刷地用它們拍照。

但在祿勸一中，有的學生會突然站起來，走到教室后面聽課。不用問，我也知道他們太困了——有的女生即使站著，也忍不住打哈欠。

也有人趴著睡覺。高一有很多盯著屏幕卻不知所措的眼神。屏幕那端，熱情洋溢的七中老師提出了問題，七中的學生七嘴八舌地回答。可這一端，只有鴉雀無聲的寂靜。

祿勸一中的校長劉正德很坦誠：祿勸的中考控制線是385分，比昆明市區最差的學校還低大約100分，“能去昆明的都去了。”

縣教育局局長王開富告訴我：在這個90%是山區、距離昆明只有幾十公里的小城，十幾年前，“送昆明”成了攀比之風。

“惡性循環的開始。”我想。去年在廣西，一個縣考不上一個本科生，老師跟我哭訴“花錢都買不到生源”。

“我沒想到我這么差。”和祿勸一中高一的女生王藝涵聊了兩個小時，她把這話重復了6遍。她是鎮里中考的第一名，還曾是數學課代表。但這次期中考試，考成都七中的試卷，除了語文，其他科都沒及格。

她說現在的英語課，除了課前3分鐘的英文歌，其他完全聽不懂。她以為某篇課文還沒講，其實老師早講完了。她花半小時做七中出的閱讀題，查很多單詞，密密麻麻地填在題目的縫隙里。然后對答案——全錯了。

據說高一上學期，不單祿勸，大部分直播班的學生完全跟不上七中進度。七中連續三節英語課讓山區的學生一頭霧水——一節講英文報紙，一節是外教授課，一節聽TED演講，都是全英文。

“覺得自己真沒用啊。”王藝涵的同班同學劉承燕說。

我是周末隨班主任家訪時見到劉承燕的。從縣城到她家，要走上一個多小時的蜿蜒山路。這還是距離縣城較近的鎮子——有些鎮，要開4小時的車。

她家是那種農村常見但城里人不太容易想象的樣子：陽光和風從木頭房頂里漏進來；家里到處是化肥袋子，有些積了厚厚的灰；屋旁邊是豬圈，招來不少蒼蠅。

家里除了她，只有爺爺奶奶。坐在這間屋子里，我不確定詢問劉家父母的職業是否禮貌。

班主任先開了腔，“開班3個月，父母一次都沒接觸到。”

劉承燕告訴我，父母在昆明打零工，把打火機從工廠運到市場，平時一兩個月來次電話。

她奶奶在旁邊笑，“能考個大學就太好了。”

好幾位祿勸的老師跟我抱怨：大多學生父母在外務工，只會說“好好學”。有的孩子出了問題，班主任反復致電，家長就是不來；還有家長在電話里直說，孩子就不是學習的料。

據說今年考上北大的那位學生，兩歲留守，跟爺爺奶奶生活。直到大學快開學，班主任才第一次見到前來致謝的學生父母——開始還想埋怨父母不夠關心孩子，后來一看，當爹的手指早就累成了殘疾，伸不直；兩口子在福建給人殺魚，一個月賺5000元。

落差確實存在。成都七中的大部分孩子來自優渥的中產家庭，家長要花很多時間為學生規劃學習和課余生活，甚至幫他們爭取和“諾獎”獲得者對話的機會。

一位學生休息時會去練拳擊、游泳，保持好的形體。班里女生會自制插花、香皂送給老師，還在老師嗓子不適時機敏地遞上潤喉糖，“素質和情商都很高。”

“優秀的孩子離不開優秀的家長。”她強調，自己的工作壓力在于，“其他學校，師生‘盡力’就可以了，但在七中不行，要高效。”

教師授課如果讓學生覺得不滿，可能一兩個月就被家長投訴，然后遭到撤換。除了成績，他們還要培養學生的邏輯和興趣。

我在成都七中隨機聽了幾堂課，幾乎都是公開課水準。語文老師講“規則”主題的議論文，先播放重慶墜江公交的視頻，然后讓學生自行討論、發言。談及秋天的詩歌，旁征博引，列舉了五六種秋天的意象。歷史老師搜集大量課本上沒有的史料分享給學生；政治課緊追熱點，剛建好的港珠澳大橋已成了課堂練習的分析材料。

今年的廣西理科狀元曾楷徽高中三年就是上直播班的。他說，很多學科都會一次性傳來十幾張試卷。試卷純手工擬定，每個題考察很多要點，沒有任何題型重復。高考應試時大有裨益。

這在縣中可能嗎？我曾在北大遇到過一個農村娃，他說老師有時醉醺醺的，總愛讓他們自習。在那個“零一本”縣，很多學生都聽得出，老師講錯了。有老師晚自習布置測試卷，直到高考，卷子沒有講評，連標準答案都不曾發。

王紅接剛把直播課引入一些學校時，遇到過老師撕書抗議。有些老師自感被瞧不起，于是消極應對，上課很久才晃進來，甚至整周請假，讓學生自己看直播。

遠端的孩子透過屏幕，感受著這些差距。祿勸的很多學生至今沒出過縣城，聽著七中學生的課堂發言“游覽”了英國、美國，圍觀他們用自己聞所未聞的材料去分析政史地。

一位山區的名列前茅的高三女生說：“沒辦法，貧窮限制了想象力。”3

一塊屏幕帶來了想象不到的震蕩。祿勸一中的老師說，高一班里總充滿哭聲——小考完有人哭，大考完更多。有人在教室里抹淚，有人跑到辦公室抽泣。不少學生一提考試就發抖。雖然早就預告了七中試題的高難度，但突然把同齡人間的差距撕開看，還是很殘忍。

祿勸的王藝涵聽說成都七中平行班的成績不理想。一問，人家平均“只有”103分；他們班，30分。“數學完全跟不上啊，絕望啦。”

老師幫著重建心態，除了“灌雞湯”，還安慰學生：只要熬過高一，就會突飛猛進。最近校園里流行的故事是，今年上北大那位，高一也考30多分，跑到辦公室里哭。

那學生的班主任告訴我，這是真的。

恐怕在高一，祿勸一中沒幾個學生敢考慮北大。2006年，劉正德剛到祿勸一中當校長，學校當年計劃招6個班，結果只湊齊4個。學校一年有20多個學生考上一本，很多家長把孩子送來，要求很簡單——平安活著。

我問王藝涵“理想”，她覺得沒什么用——初中時立志考昆明，結果慘敗。兒時好友大多在昆明市區，不聯系了，她很失落。如今班里要寫理想大學貼墻上，她就跟風填了浙大，雖然完全不覺得自己能考上。

劉承燕倒是明確地癡迷數學，說自己理想職業是數學老師。這是鎮初中的老師告訴的出路，除此之外，她無法想象擅長數學還能做什么。

在成都七中，情況很不一樣。七中被直播班的何啟田也癡迷數學。他提前修習了高數，為這門藝術的流暢折服，想進一步深造。

這里面有深思熟慮：他的父親是工程師，何啟田幼時總去他的辦公室做作業，覺得環境枯燥無聊；母親則是醫生，曾險些遭遇傷醫事件。他覺得這些工作“沒意思”。

成都和祿勸的老師都說，只知道“好好學習”不夠。沒有明確志向，為了學習而學習，很容易動力不足。但對于沒成年的孩子，“立志”這碼事，全依仗環境。

我知道，農村的孩子不是沒“志向”，只是更現實，和城里人掛在嘴邊高大上的玩意兒不同。

比如祿勸一中那名優秀的高三女孩，她父親不在了，母親在鎮衛生院拿一份微薄薪水。她哥哥曾是祿勸一中的年級第四，能上一本。但因為沒錢，他放棄入學，現在打工供她讀書。這是她苦學的一大原因。

今年夏天，有個云南男孩在工地上收到了北大錄取通知，走紅一時。我奔波了幾千公里找他聊了聊，得知他父親3年前得了腎結石，以為是絕癥，打算見兒子最后一面就放棄治療，卻意外在如廁時忍著劇痛把結石排了出來。知道那件事后，他“有了學習的動力”。

有人指責農村孩子沒有志向，他們恐怕沒見識過那種普遍的、近乎荒誕的閉塞。我曾遇到過農村女孩被大學錄取，卻不知道這所學校一年的學費要上萬元——于是就失學了。

還有一個理科生，農村孩子，為了成為所在高中的較早的北大學生，被高中老師鼓勵，稀里糊涂填報了一冷門小語種。他大學成績很不理想，畢竟，“我之前都不知道地球上還有這個國家”。

我把這些事分享給祿勸的學生，他們聽后都很沉默。

王紅接希望學生們看到外面的世界，給他們目標，看到更多可能，更讓他們焦慮，擊碎他們的惰性。

然后只需做一件事：重建。

王紅接十幾年間去過很多教育凋敝的小城。師生們總抱怨：努力，但出不了成績。

“其實效率很低。學生偷著玩，老師也不批改習題，不了解學生。”他發現，很多地方的教學是黑箱——都說要改進，但不知從何抓起。

據他介紹，早在2002年，四川省就將遠程教育作為促進公平的重要舉措，成都市教育局和成都七中很下力氣。

直播帶來壓力，也是動力。七中考完試，老師們徹夜批改、分析上百份試卷，第二天就講評。很多地方老師提出這要一周完成，簡直不可思議，但現在必須跟上，整個學校緊湊了起來。

嶄新的教學方法沖擊著這些老師。

“學生們有對比了。”一位祿勸一中的老師說，“我們也得變，不然學生議論。”

一些遠端的老師聲稱，雖然不用 “親自講課”，但為保證跟上進度，1個直播班的工作量，約等于3個普通班。

這些老師琢磨出一些方法，比如整理七中老師事前發送的課件，編制成學案，布置成頭一晚作業讓學生預習；課上盯著學生的表情，記錄下疑惑的瞬間，琢磨著課后補足；屏幕那端偶有間隙，可以見縫插針給學生解釋幾句。

為跟上進度，祿勸一中把部分周末和平日直到23點的自習安排了課程，幫學生查漏補缺。有老師連上20個晚自習。

“每天凌晨1點到家，6點去學校，在家只能睡個覺。”另一位老師說，自己6歲的孩子，每周只有半天能見到爹。

“真的累。覺得自己這么窮，每天忙啥呢？”有老師嘟囔著，下一秒話頭一轉，“唯獨上課不覺累。看到學生，講話聲就大起來”。

一位年輕的數學老師戲稱，自己有好幾個“人格”。為讓學生沒有違和感，當七中的直播老師嚴肅，他助教就嚴肅；下一屆老師幽默，他就開朗些。

還有一位班主任稱，他為了幫學生減壓，每周一、三、五的深夜會帶學生去操場跑步，和不愛說話的學生一起站在講臺上大喊“我是最棒的”。

直播課時，七中老師提問，他要求本班學生也站起來回答——開始沒人愿意，他就找了個紙箱，塞上帶編碼的乒乓球，抽簽。

“再去其他班，也能教好。”縣教育局局長王開富說，一大撥兒年輕老師被直播培養了出來。

祿勸一位老師說，教出好學生，錄取率高了，被人稱為“名師”，“是一種教師特有的虛榮心。”

“什么是幸福？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。”一位謝頂、穿著舊衣裳的中年男教師，坐在小椅子上說這話，我卻絲毫不覺得可笑。

祿勸一中主教學樓的大廳里有排玻璃櫥窗，今年張貼的是：全縣中考前257名學生報考昆明學校就讀，生源嚴重流失情況下，我校1230名學生，二本上線634人，一本上線147人。

他們甚至特意加粗了一行字，“低進高出，我們從不放棄。”

這里面有暗自較勁——和昆明比，也在和成都比。

網校會定期招募遠端學生去七中借讀一周。祿勸一中的幾位學生去“留學”時，被同學們安排了任務——觀察“天才”們的生活。

此前他們聽說，成都的孩子是“天才”，平時不熬夜，下課能逛街。

兩天后，小視頻傳回，是七中學生中午留在班里自習。回來后，祿勸一中的學生感慨：“天才”們不僅是天才，也很刻苦。他們有規劃，會自己琢磨報哪些輔導班。

如何追趕“天才”？只能比他們更刻苦了。

在祿勸一中，直播班的大部分孩子會在3年里，每天只睡四五個小時。一位班主任站在“為理想和尊嚴而戰”的鮮紅標語下嘆著氣告訴我，他的一項工作是凌晨來教室，把那些還在學習的學生抓回寢室。

不過回寢室也不意味著休息。王藝涵每天0點30分熄燈，但很難睡好，心很不安，因為其他舍友上了床，也全都開著小臺燈，趴在折疊桌板上繼續學。她總覺得被落下了。

這所學校不乏苦學的故事：有年級第一得了闌尾炎，動完手術第三天就要來考試；還有同學為省時間，不吃飯，最后快得厭食癥了。

在四川甘孜州的直播班，老師批評學生晚睡，有學生回答，“我得守住陣地。爸爸因為你在家長會上表揚了我，病減輕了不少。我要讓他徹底好起來。”

你可以說這樣苦讀很不科學。但在這兒，一個窮地方，改變就這樣發生。祿勸一中高三的前兩名學生告訴我，只看卷面成績，他們已和成都七中的“天才”們相差不大。

3年的漫長競賽，他們一步步追了上來：高一勉強及格，高二漸漸從100分，上升到110、120……直到現在，滿分150分，能拿到140分。

王紅接觀察了16年，最后得出結論：不要覺得偏遠地區的孩子基礎差，“他們潛力無限”。

通常情況是，學生用一兩個月適應成都七中的節奏，高二開始進步，高三復習時，把前兩年學的知識鞏固住，成績會突飛猛進。

這出乎我的意料。我曾經認為，9年義務教育外加環境的巨大差距，很難在3年內彌補。但祿勸的老師篤定地說，他們高一的單科平均分，和七中平行班差50分；到高三，較好時僅差6分了——可塑性和希望都存在。

我能感受到的是習慣的改變。高三兩位學生說，經過3年，他們早已知道預習復習。有時自己取舍作業，提高效率；也在課間有針對性地做偏科的習題。

他們屏幕里的七中老師總說，“預習是掌握主動權，是為了和老師平等地交流。”

成都37中的一位遠端老師發覺，學生跟隨七中上課后，愈發愛提問題，午飯時教師辦公室總擠滿了人。有的老師買了飯，卻進不了教室，只能在走廊里站著吃。

“高一還偷玩手機，翻 墻逃課。到了高三，主動提問，自己找題做。”劉正德說，直播班的師生們在校園里忙碌，其他班也被影響。如今普通班也都靜心學習。

直播班真有那么大的作用？我把這個問題拋給祿勸縣教育局局長。他想了想，覺得它激發了本有的潛能，“是催化劑”。

兩邊的孩子差距到底有多大，老師一開始也沒底。

祿勸的老師說，聽直播課時，成都那邊的老師有時會突然關掉麥克風，嘴里卻飛快念叨。他開始以為是在藏掖知識點，后來才知道，那是在用四川話罵人，罵學生調皮、不扎實、不做作業。

他一下釋然了，“原來七中也罵人。”

我和成都七中被直播班的幾位學生聊了聊，發現他們不乏同齡學生的普遍煩惱。一位男生說，入學頭一個月，答題時想到上萬人在看直播，他緊張得手心冒汗。

和大部分男生一樣，他喜歡游戲，但上了高中再沒痛快玩過。晚上9點半放學，回家做點擴展題，有時也要深夜1點睡下。他們周末要上各類補習班，最喜歡美術、體育這類“休息腦子”的課。

有七中學生在班級交流區里寫道，“我希望有三只手，一手抓高考，一手忙競賽，一手握生活。”

但遠端學生對七中的“天才”們，更多還是遙遠的崇拜感。七中學生經常會收到遠端學生添加QQ好友的申請，微博上甚至有他們的“表白墻”。里面都是溢美之詞，他們覺得自己并沒那么優秀，因此頗為不安。

在祿勸這邊，幾乎每位學生都能叫出幾位“崇拜”的七中學生的名字。

祿勸一位班主任好幾次看到學生給七中的孩子寫信，但從未阻止。他覺得自己的學生享受不到優渥的條件，但和他們接觸，至少能多分動力。

七中任課老師有時特意將遠端優秀的作業拿到本班展示，直播給上萬名學生看。一位老師記得，她曾在班上直播了云南山區一位女生的作業。后來聽說，那個班所有學生當場激動到哭，接下來一個月全在拼命學。

有七中老師感慨，“遠端學生的質樸、感恩，是城市少有的。”有人回憶，他去遠端學校做分享，學生們從校門口夾道歡迎，一個個含著淚，擠過來擁抱。

七中老師間流傳著幾個故事：比如有人去九寨溝旅游，找了個兼職的年輕導游。對方見面一愣，高興得滿臉通紅，驚呼“老師”，無論如何不肯收錢，合張影就行。后來問清了，這是每天看自己直播的學生。

去成都交流后，祿勸幾位“留學生”也感慨良多，回來后在班會上講了4個多小時。

最主要的內容是，七中的學生更有目的性，知道為何而學。人家早就有了感興趣的專業，甚至對人生有了規劃，“早就開始學托福，高考只是一步路。”

一些祿勸的老師得到啟發，高一就給學生發志愿填報手冊，教他們向前看。

我不確定這些東西會在3年里帶來哪些改變。高一的王藝涵還很喪氣，她覺得七中的學生太優秀了，自己永遠看不到，“就算我變優秀，人家不知道跑哪邊了。”

但在高三的兩位學生那里，我得到了不同的答案。其中一位堅定地說，要比七中的同學更強。

另一位男生說，自己沒想和成都的“天才”們比。自己明白和他們的差距，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。他確實比以前更努力，也進步了。努力是為了活得開心。

曾經有北大的農村學生告訴我，她幼年時聽朋友討論麥當勞、肯德基，被人問牙不整齊，為什么不矯正，全都只能低頭沉默；到了北大，同學們說自己在洛杉磯、舊金山，或者世界各地度假，她還是插不上話。

祿勸今年考上清華的那位學生說，他要繼續熬夜才能跟上進度。有大城市的同學告訴他，“考清華還蠻簡單啊”。

但我也看到了樂觀的一面。有位考上西安交大的山區女生在回憶里寫道：她在大學出演了話劇，是因為直播班組織過情景劇表演；在新學校成績不錯，也多虧在高中養成了預習的習慣。

王紅接聲稱，一些直播班學生，歷經3年全英文教學，口語出眾，在大學獲益良多。

我想，至少這群孩子經歷了3年的心理建設，到大學會適應很多。

更長遠的影響可能還在山溝里。王開富和劉正德12年前合計著推行直播班，經費不夠，硬著頭皮上。彼時王開富有朋友把孩子送去昆明，因為缺乏父母關注，成了游蕩的痞子。當爹的痛心疾首，和他說祿勸教育不行。

他很生氣，“搞一輩子教育，只求最后別被人罵。”

12年后，這屆高一，12名已經被昆明市區學校錄取的學生，開學后主動申請轉回祿勸。十幾年來，小城第一次迎來生源回流。

“如果凋敝的學校總沒起色，學生一入學就能看到3年后的結局，那他和他的家庭，都會自暴自棄。”

這是王紅接的結論。幾年前，四川一位貧困縣的干部曾拜訪他。那位身高超過1米8的壯漢幾乎哭著說，縣里教育改善后，生源回來了，跟著學生出去的家長也回來了，整個縣城又有了人氣，“房價都漲了。”

王開富給我展示了一組世界銀行的數據：高中畢業人群的貧困發生率只有2.5%。

據他說，祿勸縣的年財政收入為6.1億元，但縣里、市里都注資教育，使得全縣教育支出反超財政總收入3.5億元。用了多年時間，實現了高中階段教育全部免費，毛入學率90%以上。

“在我們這樣的貧困縣，投資教育，是防止貧困代際傳遞較好的辦法。”

所以，如何看待教育？它可能是先苦后甜，付出才有回報的等價交換。就像王開富給我講起他自家的故事。那時他還年輕，兄妹五人是村里最窮苦的。直到他考出來，當了老師，又親手教妹妹考學，找到工作。

但我也相信，直播班故事的成立，還依仗于某些額外的善意。一如某位七中老師，結束分享，離開遠端學校時，一轉頭，發現全校學生，烏壓壓一片，全站在各自教室的窗前，和他揮手告別。

直播或錄像，他們都聽過他的課。

他愣住了，然后開始哭。他從未想象過自己能有那么多學生，“好幾百人，可能要上千……”

負責網校的王紅接和我說起這事兒。“你知道嗎？這個學校，其實只交了一個開通直播班的錢。”他笑著說，他早就知道學校其他班都在“偷錄”直播，各自播放。“但沒關系。所有人都很開心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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